球盟会官网入口国家大剧院贿赂疑云为什么这两天跟国家大剧院的内幕较上劲了？不为什么，因为虽然距离国家大剧院建成开放过去了将近十年，离国际招标过去了近二十年，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公共建筑不是时装表演，它建成了就会几乎永恒存在在那。这些内幕值得我们反复讨论，因为我们太容易遗忘本来极其重要的事情。表面上国家大剧院只是一个体量巨大造型怪异的建筑，但它的意义早就超出了建筑本身，作为中国最大的违章工程之一，它的诞生完整地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悲剧。我不认为言之过重，之前付出巨大代价建成的这座奇观，未来总有一天要遭到“报应”。就像当年保罗安德鲁一边在帝都的工地上兴奋地起高楼，一边远在家乡的戴高乐机场候机楼轰然倒塌了。

　　戴高乐机场出人意料地塌了。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一事件激起的尘土在北京上空积聚成了国家大剧院的贿赂疑云。

　　2004年5月29日的法国各大报纸都同时刊登了一位巴黎机场内部工作人员发来的匿名信，信中指称为了拿到中国国家大剧院的项目，设计师安德鲁所在的巴黎机场公司于1998年4月同一家叫Sodefinance的英国公司签了一份合作协议，由这家公司出面斡旋，帮助巴黎机场公司中标，同时负责从签约到建筑计划实施的一揽子业务。据披露，Sodefinance请了一个中国女商人居间活动，做中国方面的工作，为双方牵线搭桥。而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女性，圈内人并不直呼姓名，而是以代号“RZB”称之。

　　这位被称为“RZB”的女人在国内的建筑学圈内小有名气，她的真实名字是张茹凌。在国家大剧院项目方案确定阶段，她经常出现于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规划设计院等地，建筑学圈内的许多行家都认识她。

　　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王争鸣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认识张茹凌，但他否认张曾经对业主委员会进行过公关工作。

　　根据他的说法，张茹凌是英国Sodefinance公司的代表，由于这家公司和巴黎机场设计公司（以下简称ADP）是长期伙伴关系，所以业主委员会一直将张作为安德鲁身边的工作人员。他同时还说，在这样一个国际竞赛中，公关是不允许出现的。

　　在这封匿名信中，举报人称，作为回报，Sodefinance本该获得项目所得的8%。但1999年6月，双方修改了协议，将比例增加到11%，后来又再次水涨船高。据安德鲁的一位助手证实，至是年11月，这一比例已提升至15.44%。一个月后，经巴黎机场总裁批准，Sodfinance和“RZB”拿到手的好处费总共为910万法郎(合计现在的139万欧元)。对此，王争鸣认为这是法国公司内部的矛盾，与中方无关。

　　尽管业主委员会完全否认了国家大剧院施工方案竞赛中存在贿赂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工程从始至终存在的几个疑点却至今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球盟会官网入口，这些疑点在沉寂四年后重又浮出水面。

　　2000年6月10日，在国家大剧院方案通过将近一年以后，49位两院院士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审议国家大剧院的建设问题。这些院士在信中说道：“我们知道法国方案已为中通过，但那是在操办人（指业主委员会）片面地注重外型，用空洞、浮夸的辞藻代替科学的分析、必不可少的经济估算，假借‘大多数人赞赏’的名义，误导中的结果。”这其中包括了自始至终参与评审的主任评委吴良镛院士。

　　根据业主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国际竞赛方案集》（以下简称方案集）一书的内容，国家大剧院共经过了两轮竞赛和第二轮后的三次修改最后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轮竞赛的评委各不相同。在前两轮竞赛结束后，业主委员会又组织了三次修改，这一次的专家组中，反对安德鲁方案的四名院士，除吴良镛作为我国建筑学界的泰斗，仍然担任专家一组的组长外，张锦秋、周干峙和傅熹年均榜上无名。而另一名两院院士，东南大学的齐康教授仍然留在专家组之中，齐康刚被评为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一直对安德鲁的方案持支持态度。清华大学彭培根教授对《东方早报》指出，齐康还在评选期间，带着一群研究生赴法国，帮助安德鲁完善图纸（“优化设计”）。“这显然存在着利益冲突”违反职业。

　　据《建筑意》杂志主编萧默介绍，从西方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普及于世界，重要的建筑方案的产生越来越经常采取设计竞标方式，已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前后一贯的不容许例外的竞赛规则。

　　但是，国家大剧院的竞赛规则却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附件中》，竞赛主办方对剧院的城市设计要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应在建筑的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广场的建筑群及东侧的人民大会堂相协调。2、在建筑处理方面需突出自身的特色和文化氛围，使其成为首都北京跨世纪的标志建筑。3、建筑风格应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

　　据萧默介绍，主办方另有一个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要求，这一点，安德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了：“我也曾按照业主委员会当初对设计方案的要求：‘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旁边的剧院’来做我的设计，但是苦苦地被禁锢住了，设计出来的东西很不满意。后来我明白了，思路要打开，不能受字面的限制。”

　　令人不解的是，主办方的规则之后又发生了变化，萧默说：“到了修改阶段，业主委员会的规定变成了首先要现代化，其次是中国人民喜爱，最后是与广场协调的‘新三条’（是什么？）。”

　　“巨蛋”方案诞生后，包括竞赛第一轮评委吴良镛和加拿大建筑大师埃里克森都对这一方案的协调性提出质疑。埃里克森更是以“尸衣”来形容这一建筑，此后，“坟堆”等称号陆续出现。

　　但是，安德鲁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从建筑学意义上讲，我觉得大剧院将和人民大会堂形成一种古典的抒情性的对应结构，即反向的冲突。”而业主委员会的官员也认为这是与周围建筑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和谐”。

　　审美观因人而异，本也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这么重要的项目是不是在一个充分的过程中选出他的中标方案？

　　王争鸣对于国家大剧院的招标颇有信心。他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建筑设计国际招标，在国内是第一次。在方案评审中，我们真正发扬了，不但公开展出了第一轮设计方案，还先后召开了8次正式座谈会，邀请了部分全国和北京市代表、政协委员、艺术家、建筑学家、剧场技术专家及国外学者参观评议。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将极大促进北京乃至全国的建筑设计创新，它表明，中国正迈向更大的开放。”

　　但是，随后就有学者提出，座谈会确实开了，但真正的决定权在谁手里？一个备受国内外质疑的方案就这么通过了，业主委员会却从来没有就投票的情况和筛选评委的标准做出公布于众。因而，各种猜测也就随之二来。国际竞赛的评委张锦秋就此指出，要说评选，就是一句话，整个操作缺乏透明度。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一建筑中标方案的公布竟然是由法新社于1999年8月首发的，而中国媒体第一次报道此事则是在2000年。但是业主委员会在方案集中公布的定案时间则应该是在1999年的7月22日。

　　法国的《今天建筑》杂志在1999年的9月热情洋溢地写道：安德鲁的方案在一场重要的国际设计竞赛中夺得桂冠。它将置于广场的建筑群中，并与其保持协调。

　　而安德鲁对此也毫无愧色。他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始终坚持自己胜利者的姿态。但是，彭培根对此指出，所谓的国家竞赛应该是在1998年11月7日结束的，结果是没有一个方案入选。而《方案集》中也明确写上了评委第二轮评议的结果：绝大多数评委认为，上述所列举的方案有些虽然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准，但对特定的地段条件以及其他因素来讲，这些方案均不够完美，或多或少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甚至有较严重的缺陷。评委们还认为，基于上述所遴选方案的种种不成熟性，亟需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任务书研究的深入，以足够的时间进行深化和完善。

　　此后，埃里克森和西班牙评委包费尔就离开了中国。时隔不久，业主委员会就展开了第二轮竞赛后的三次修改。但是令专家们不满的是，既然称为第二轮竞赛的修改，第二轮的评委却只剩下四位，而第二轮专家选中的方案中，有一些项目也没有进入最后的修改阶段。比如北京市建筑规划院的方案已经入选，最后却被要求配合英国建筑师进行修改。对此，业主委员会只是说，领导小组认真分析研究了评委会的意见，决定……

　　但是，法国的电视五台仍然对安德鲁的中标冠以“在国际竞赛中获胜”。为此，一直致力于保护北京古城风貌的法籍人士华新民专门给第二轮竞赛的评委埃里克森回信，要求阻止法国电视五台播出这条新闻。

　　早报记者在萧默处看到了一封埃里克森先生的回信。信中写道：“我感到遗憾，因我只是在今天早上，即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才收到您的来信，所以不可能按照您所提出来那样去要求第五台总经理阻拦有关“巨蛋”节目的播放。然而，即使我无法完全准确地记清当时设计竞赛的日程，我可以跟您肯定地说，没有一个评委见过这只‘巨蛋’。就是假使见到了，也不曾是由一个评委会去投它的票。”

　　第二轮的评委并没有见过安德鲁的“巨蛋”，它的巨蛋是在第二次修改的时候，才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安德鲁对新华网的记者描述了一番“巨蛋”诞生的过程。

　　1999年春，保罗安德鲁神情疲惫地回到巴黎，感到极大的压力。他期待着冲出谷底，渴望捕获灵感，就开始了神秘的出行。在一个连自己也叫不出名的美丽的海滨小镇，他停下车，找到一个旅馆，关起门，冥思苦想。一个星期过去了，已是两颊深陷的他终于打开房门，抱出一摞图纸。

　　而这张他冥想出来的图纸，早报记者却在彭培根处见到了一张非常相似的设计，这是安德鲁投标大阪水族馆的设计图，画中的设计和国家大剧院如出一辙，从表面的效果图来看，水族馆的图只是上面的圆球略小。彭培根对此评价道：“水族馆的设计怎么能用到剧院中来，这完全是胡闹。”

　　事实上，安德鲁在承接国家大剧院的投标前，一直是一个优秀的机场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涉足剧院的设计。安德鲁一直自称设计过巴黎德方斯凯旋门，但事情的是，原来负责设计的丹麦设计师奥特文斯佩瑞克森不幸去世，才给了他这样一次机会。难怪有建筑师在评价安德鲁的作品时认为，国家大剧院仍然延续了安德鲁一贯的飞机场设计思路。

　　安德鲁的许多话总是自相矛盾，他在谈到国家大剧院是否尊重中国文化时，曾经说过：“关于大剧院与周围建筑的关系的问题，为了能使其与周围的环境更加和谐，我是竞赛中唯一一个冒风险在竞赛的某一阶段提议改变大剧院位置的人。目的在于使其与人民大会堂具备一种古典的和谐，同时留出更多的园林给常来留连的公众。”但是当中国驻法大使劝他在设计时尊重中国的历史，他却回答到：“我就是要切断历史。”在第二十届建筑师大会上，他更是语出惊人：“我认为保护一种文化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把它置于危险境地。”

　　安德鲁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是竞赛中唯一一个冒风险在竞赛的某一阶段提议改变大剧院位置的人。”但是，他回到法国后，却对媒体说：“第二轮的设计要求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用地上重要的变化和对区域建设禁忌的突破，同时又放宽了对演艺厅设计和功能要求上的灵活度，以及外部体量上的创作自由度和松解了该地段的整体规划概念。”

　　谈及安全问题，安德鲁同样前后矛盾。一直以来，国家大剧院的安全问题都引人诟病。但是安德鲁对此却表现出自己的信心。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安全问题已经与中国方面的专家讨论过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大剧院将和中国的法国的任何建筑一样安全。”

　　但是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弟弟贝聿昆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讲述了一个他和安德鲁对话的故事。安德鲁处于对贝聿昆的尊重，曾邀请他去参观国家大剧院，当贝聿昆问安德鲁，观众席都在地下这么深的地方，如果发生了安全问题，观众怎么逃生，安德鲁当即回答说，这不可能发生。

　　对此，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的解释是，国家大剧院的消防疏散通道最终是按1.5万人能迅速撤离的标准设计的。其中，在地下3米和7米处，各有观众疏散通道8到9处，它们从巨型水池底下穿过，直通外部广场。观众通过这些通道，能够在4分钟之内全部安全疏散，这比消防条例中规范的6分钟的时间还要短。